短期包養學術與政治的互動——以真德秀與徐元杰經筵進讀為例
作者：王琦
來源：作者授權儒家網發布，原載《湖南年夜學學報》2021年第1期
內容摘要：經筵底本是帝王經史教導之地，為什么會逐漸成為與內朝、外朝并重的政治空間？通過真德秀與徐元杰的經筵講讀記錄，可知士年夜夫以君德圣治成績為旨歸的經典詮釋、君臣經筵學問與治道的商討、經筵留身后的時政探討與信息交通，不僅拓展了士年夜夫參政議政的渠道與帝王政治決策的信息來源，並且為君臣在價值理念與治國戰略上達成共識供給了契機，從而為君臣共治全國奠基了思惟基礎，呈現了士年夜夫以經筵為平臺，以學術參與政治的動態過程。
關鍵詞：經筵講讀；經筵留身；君臣共治；真德秀； 徐元杰
宋代建國后，出于“治道”需求而實施的武功治國戰略，極年夜地促進士年夜夫主體意識的突起，逐漸構成了帝王與士年夜夫共治全國的政治格式。關于這種共治格式的構成，眾人多關注其與科舉取士、學校教導以及人才選拔軌制等之間的關系，卻疏忽了因帝王“典學”需求而產生的經筵軌制的主要影響。[1]呂中《年夜事記講義》曰：“人君起居動息之地，曰內朝、曰外朝、曰經筵，三者罷了。” [2]“經筵”底本作為帝王的經史教導之地，[3]為什么會成為與內朝、外朝并列的主要政治空間？它與君臣共管理念的構成之間存在著什么樣的關系？學術與包養平台政治之間若何貫通？宋代年夜儒真德秀與其門生徐元杰曾作為“帝王師”進侍經筵，不僅留下了經筵講學的講稿《經筵講義》，並且以經筵進讀日記的情勢記錄了君臣在經筵的互動事跡，[4]為我們研討宋代士年夜夫若何借助經筵講學中的經義詮釋與君臣互動問答，以及“經筵留身”后的時政探討，以學術參與政治，影響帝王的德性修養與政治決策包養價格ptt，留下了寶貴的資料。
一、經筵講學：君臣學術與政治的互動
由于經筵講學的對象是貴為一國之君的帝王，這就必定決定了經筵官在講學時不克不及囿于“析章句，考異同，專記誦，備應對”等字詞章句、訓詁名物等知識傳授，而是要引導帝王“學堯舜之道，務知其年夜指，必舉而措之全國之平易近”，[5]通過對經典義理的發揮，以“道”引君，成績君德圣治，使全國重歸于“治”。同時通過經筵中的君臣問答，彼此商討交通，為君臣在思惟意識與治國理念上達成共識供給了契機。[6]
1.士年夜夫經典義理詮釋與君德圣治成績之旨歸
宋初至仁宗後期，雖說受漢唐章句之學的影響，經筵講經仍以章句訓詁等方法為主，[7] 但出于帝王“學以求治”的需求，即便是在經筵任職長達27年之久，被人譏為“一以注疏為主，無他發明”的楊安國，[8]也不乏以義懂得經的舉動。如仁宗時講《易》“坤卦”之“上六，龍戰于野”時，楊安國便聯系時政，引申經義說：“譬之權臣擅命，橫行霸道，蔽君線人，不得聰明，可移人心，可覆國家，茍辨之不早，必有龍戰之患也。”[9]勸誡仁宗明辨賢愚忠奸，確保國家政治穩定。類似的義理發揮之言在《帝學》中多處可見。[10]神宗時，隨著王安石、陸佃、呂惠卿、曾布等“新學”人物進侍經筵，經筵講學逐漸構成了“發揮經旨義理，感格君心；聯系帝王實際，語含勸誡；講說情勢不受拘束，語言淺顯；建言朝廷時政，經世致用”等特點，[11]從君主身包養故事心修養與政治實踐著手，進行經典詮釋與義理發揮，以啟迪君心，培養君德，影響政治。[12]
南宋年夜儒真德秀與徐元杰在經筵講經，也固守著“經筵非為分章析句”，重在“裨圣德，究治體”的風尚包養一個月，[13]于君德與圣治成績處用力。如對《年夜學》傳之首章的詮釋，真德秀開篇即言“《康誥》《帝典》兩語切要處，在‘克’之一字。明德，人所同有，其所以為圣愚之分者，但以克明與不克不及明之異爾。凡人所以不克不及明者，一則以氣稟昏弱之故，二則以物欲蔽塞之故”，提醒天理人道人人具備，明德之所以難以成績，就在于許多人“自暴自棄而不願為耳。”進而指出帝王用工之要“專在屏往物欲”，以“克”字自勉，“而毋自謂不克不及，則堯帝文王可及矣。”[14]真德秀解經先闡釋理學的普通原則與凡人唱工夫的用力點，再進而指明帝王修身樹德之要，使得經典詮釋貼切天然，生動可感。同樣，在詮釋包養女人“年夜學絜矩章”時，真德秀指出“蓋全國之不服，自人心不恕始。”從人倫日用處著眼，具體指出為子、為父、為弟、為兄、為臣之不恕的表現，從而引申至帝王“絜矩之道”，并聯系當時“近年以來，元元愁苦者眾”的客觀社會現實，盼望理宗念及冷冬臘月戍邊將士及蒼生冷苦，以己度人，“以惻怛之心，施惠恤之政”，讓百姓蒼生免于饑冷。[15]進而指出形成這種“兵平易近胥怨”的最基礎緣由就在于“權臣年夜開賄賂包養妹之門”，監司郡守及將帥“極意掊克以充苞苴”，提出“選良吏、擇良將以任撫字之責”[16]的解決計劃。可謂貼近帝王實際，具有可操縱性。又如徐元杰在詮釋《論語》時，通過經典導讀與義理闡發，指出“求其安心”乃是“古帝王相傳為學切要處”，并言其經筵講學“發明求心之旨”的目標在于“以助圣學端本行仁之萬一，庶幾正心以正朝廷，使百官萬平易近、四方遠近莫紛歧于正。”[17]可謂有的放矢，目標明確。
由此可見，君主之“德”的養成與國家之“治”的實現，是宋代士年夜夫們最為關切的問題。這種從帝王的角度出發，聯系其修身養性與政治生涯實際闡發經義的方法，比較不難惹起帝王的感情共鳴，增強其內心的認同，因此在真德秀《講筵進讀年夜學章句手記》與徐元杰《進講日記》中，“仰瞻圣顏，年夜覺和悅”“上深以為然，喜見玉色”“上然之”“上曰極是”“上意喜甚，玉齒粲然”“上首肯”“上曰甚善甚善”等記載觸目皆是，[18]體現了帝王對士年夜夫所詮釋的經旨要義的確定與認同，從而有利于君臣在修己治人、治國理政等方面達成共識。
2.君臣經筵學問與治道的商討交通
經筵為君臣供給了一個互動交通的平臺。在講學中，經筵官對經典詮釋有著絕對的主導權，但這并非意味著帝王只能被動地接收士年夜夫們的講授，而是可以通過君臣有問有答的互動方法，交換意見、交通思惟。在講學時假如帝王不主動提問，就會遭到經筵官的質疑。如英宗在經筵“未嘗發言有所詢問”，司馬光即上言曰：“今陛下若皆默而識之，不加詢訪，雖為臣等疏淺之幸，竊恐無以宣暢經旨，禆助圣性。看陛下自今講筵，或有臣等講解未盡之處，乞賜詰問。或慮一時記憶不克不及詳備者，許令退歸討論，越日別具劄子敷奏。庶幾可以輔稽古之志，成日新之益”。[19]可見，君臣間的互動問答與交通乃是經筵講學中的主要環節。
徐元杰在《進講日記》中詳細地記載了他與理宗間的交通商討。如在“四月初五”晚講中，“讀《論語》發明學問之道，求安心須自源頭理會”。理宗心有所感曰：“心為萬事之源。”讀《魯論》時，徐元杰指出其“心字只要三處。”上發問曰：“三處若何？”徐元杰奏曰：“第一處‘夫子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此是圣人之心；第二處‘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此是賢者之心；第三處‘飽食終日，無所專心，難矣哉’，此是愚不肖之心。蓋無所專心，則放僻邪侈無不為矣。心無所用，反不若博奕猥褻之事，圣人戒之深矣。”上曰：“恰是，心不成無所用”，表現贊同。[20]這是君臣對學問之要在“求安心”等經義上達成的共識，為徐元杰通過經典詮釋，以儒家之“道”正君心做好了義理鋪墊。
此外，在經筵講學中君臣還包養甜心會就時政等問題進行交通與探討，除經筵官經常會借闡發經義之際暗射或言及時政問題外，帝王也會主動就其關心的問題向經筵官提問或咨詢。如一次晚講中，理宗連續向徐元杰發問：“一貫雨少，連日得雨沾足否？”“外道諸郡多得雨，聞淮間亦得雨，敵人亦漸退，果否？”“比來米價與外方若何？”“此間楮價與外方若何？”“近來監司郡守得人否？”“史巖之奏減和買濟事否？”[21]內容觸及到天時、軍事、經濟、人事等國計平易近生、軍事戰備、人事任免等問題。理宗盼望通過向經筵官的訪問咨詢，一是暢通訊息渠道，多方位清楚朝政之得掉，百姓之生計，監司郡守能否得人；二是聽取經筵官對時政的建議與見解，從而為其政治決策及國家政令制訂供給參考意見。[22]徐元杰順次作答后，理宗也回應道：“須嚴備御”，“只需平易近便”，“是”等，[23]體現了經筵官對帝王政治選擇與決策的影響。所以真德秀常與理宗言：“臣愿自今經筵講讀之際，有切于身心，關于政治者，時發玉音質問所疑，俾臣等得知心以對。若有未諭，即乞再三詰難，必圣心洞然無疑而后已。” [24]經筵君臣討論交通，必以“圣心洞然無疑”為旨歸，為經筵官較充足地表達意見供給了條件。
可見，在經筵講學中，經筵官通過對經典義理的詮釋與君臣間的互動交通，為士年夜夫們以學術切進政治，通過對經典中所蘊含的儒家之“道”教化帝王，影響其德性修養、思惟觀念、治國理念及政治實踐供給了能夠性。
二、經筵留身：經筵政治效能的拓展
隨著仁宗朝經筵軌制的逐漸完美，經筵官的選擇與錄用、講讀時間與地點、進講篇目與內容、經筵儀式儀規等均已基礎完備。[25]尤其是宋神宗時，因變法需求，于經筵講學之后，“群臣退，帝留安石坐”，常與其“從容議論”國事，[26]從而進一個步驟拓展了經筵的政治效能。“經筵留身”為帝王與經筵官討論時政、咨詢訪問供給了更為私密與從容的空間。[27]元豐時，“侍讀官于所讀書內或有所見，許讀畢具札子奏陳”。[28]又從軌制上為經筵官詳細奏陳意見供給了保證。
在真德秀與徐元杰的手記或日記中，記載了其經筵留身后，理宗所咨詢問題之廣泛，觸及到雨、雪、雷、電等天時問題；蠶桑、農麥等農事問題；楮幣、會價、鹽價、米價、經界、賦稅、和買等財政經濟問題；史嵩之起復等人才任用等問題；邊備、北使朝見、核軍籍等軍事交際問題，還有朝廷事體、士人議論等等，[29]真德秀與徐元杰在回應這些問題時，均從儒家士年夜夫的立場出發，力圖將儒家的價值理念運用到帝王修身樹德、治國理政的實際。
以理宗與徐元杰屢次討論的“天時”問題為例。在四月十二日的進講中，理宗問：“此數日又闕雨，農事不知若何？”徐元杰立刻用儒家修德以應天的思惟勸誡理宗道：“恐懼修省以為格天之本”，以致“心與天一”，感動上天而降時雨。[30]又如在“十月內進講”中，理宗為“連日雷聲甚厲”以及“邊事既急”而憂心，問徐元杰當若何打消“天變”、解除內亂？徐元杰“因以時事而參之《易》”，以“《乾》健九五之君，不成無《坤》順六二年夜臣之助”為喻，[31]認為之所以出現天變，是因為理宗前不久起復丞相史嵩之之命分歧禮制，[32]導致士人議論紛紛，國家綱常不立，是以“天以非時之雷正告陛下”，“欲吾國之君臣高低，痛自刻厲，交修人事”，“高低講求低廉甜頭復禮之復”，遠君子，進正人，“號召全國之賢俊，培養萃聚于本朝，以為內治強盛尊甜心花園安之道”，“以悅人心而解天意”，立綱紀以“致泰”，應天變而消內亂。[33]未幾，理宗“夜降御筆黜四不才臺諫，起復之命遂寢。”[34]體現了經筵官們借助“天”的權威約束、勸誡帝王，將儒家重德性、修人事、任賢才、立綱紀的價值崇奉與治國理念運用到朝政中的盡力，并通過君臣間的深刻商討交通，對現實政治決策與運行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又如北使朝見與邊備是理宗端平元年極為關注的問題。真德秀在《講筵進讀年夜學章句手記》中屢次記載了理宗關于這類問題的詢問。如十月十四日進講后，理宗問“北使來議和”之事若何應對？真德秀指出對待來使“猶包養意思當禮接”，但邊備仍需不懈；[35]十仲春十三日，理宗問真德秀能否見到丞相鄭清之關于“北使朝見事”的劄子，德秀告訴理宗本身雖未見劄子，但已于昨天與同寅“詣相府見丞相，言見將韃使朝見禮節，委左司鄭寅考慮”，“其區處似已穩當。”而問及使者朝見用“臨軒”之禮能否合適時，真德秀言“極當”。至于“徐僑以為不當引見（北使）”的問題，真德秀指出“大略朝廷行事，最不成惡人異論”，勸誡理宗作為一國之君，應當允許臣下發表分歧意見，否則“后來有事，無人敢言，遂成緘默之風，短長非細。”而“見與不見，皆未甚短長，但和議決不成恃”，建議理宗“親御宸翰，諭三邊制帥”。[36]在禮接北使的同時加強邊備，做好一文一武兩手準備。其間剛好“有御封文字下本所”，面對分歧的意見，真德秀訖請過國史院與眾官磋商，于是理宗召諸官集議。[37]通過包養網心得真德秀與理宗對話的記載，我們發現，經筵是帝王進行政治咨詢包養app決策、辨析朝廷信息真偽、清楚臣僚意見、知曉朝政得掉的主要渠道，其間所碰撞出來的思惟火花與朝政共識會影響到帝王的政治決策與政策制訂。
經筵留身時，除了帝王主動向士年夜夫詢問政事外，士年夜夫也會主動向帝王奏事，以表達本身對朝廷政事等見解。如孝宗時周必年夜有《講筵留身劄子三首》，內容觸及《論久任邊帥》《論安寧郡王襲封人》《乞考初元之政》等。[38]朱熹在寧宗時曾上包養dcard《經筵留身面陳四事劄子》，觸及“修葺舊日東宮”之計、“壽康定省之禮”、“朝廷綱紀”之議，孝宗“山陵之卜”等，直指帝王之家事與國事。[39]端平元年十月十九日，真德秀進讀《年夜學章句》后，“又奏邊事，已見《端平廟議申圣語狀》”。[40]十一月十六日進講，“因言及財用窘匱，奏曰：“本日當此空匱之極，別無方式，只要撙節一事可行。臣方欲具奏，偶吏部郎中兼左司鄭寅輪對已及，凡其言甚當，愿陛下諭年夜臣速如所請實施”等。[41]徐元杰十仲春十八日進講有注曰：“十一月有一講口奏，上始決于言，下且喜而稱鄭清之、趙與權。又問相臣才徳之辯。至二十八日又問才徳，始為之極力奏陳，圣意覺愈堅。”[42]可見，經筵拓展了士年夜夫參政議政，發表政見的渠道。
假如說經筵講學重要是以“學”為主，重在經義闡釋與發揮，并兼及政治問題，那么經筵留身探討的問題則重要以“治”為主，君臣間交通時政的廣度與深度進一個步驟增強，從而使得“經筵”不僅只是帝王經史教導之地，並且成為了帝王向士年夜夫咨詢顧問、探討時政、搜集信息的主要政治空間。所以宋人說：“朝廷自宰相以及群司，率以職包養心得事進對，所言皆今朝常務，而又迫于景晷，不得詳盡其理。唯邇英閣者，陛下燕閑之所也包養意思。侍于側者，皆獻納論思之臣；陳于前者，非圣人之經則歷代之史也。御燕閑則可以留漏刻之永；對侍臣則可以極咨訪之博；論經史則可以窮仁義之道、禍敗之原。鑒而行之，則上可以為堯、舜、三代之君，下猶不掉為漢高女大生包養俱樂部、光武、唐太宗也。”[43]經筵在正常的行政奏對之外，為帝王與士年夜包養價格夫供給了相對從容探討與交通空間。
三、結語
經筵作為兼具文明教導與政治探討效能的空間，一方面為士年夜夫借助經筵經義詮釋與問答互動，經筵留身時君臣的議論交通，以學術切進政治，引導帝王“學”以成“德”出“治”供給了有用途徑，拓展了士年夜夫參政議政的渠道；另一方面經筵活動的開展，既彰顯帝王以武功國、崇儒重道抽像，又為其咨詢時政、搜集信息、政治決策拓展了空間，進而為帝王與士年夜夫在價值理念與治國戰略上達成共識供給了契機，奠基了君臣共治全國的思惟基礎。
從宋代政治實際考核可知，經筵往往也是朝中各派掌控朝局的必爭之地。如神宗熙寧時，圍繞著法之“變”與“不變”，司馬光與呂惠卿在經筵展開了劇烈的辯論。[44]王安石為確保變法的順利奉行，鼎力引介其姻親與學生呂惠卿、沈季長、王雱、陸佃、曾布等進經筵，防范分歧政見對新法有能夠形成的沖擊，堅定神宗變法的決心與政治決策。所以《續資治通鑒長編》說王安石：“常欲置其黨一二人于經筵，以防察奏對者。呂惠卿既遭父喪，安石未知腹心所托，布巧黠善逢迎，安石悅之，故以布代惠卿進侍經筵。”[45]南宋時秦檜專權的主要舉措之一，就是把持“經筵”。據《宋年夜事記講義》記載：“獨經筵之地，乃人主親近儒生之時，檜慮其有所浸潤，于是以熺兼侍講，又以巫伋為說書，除言路者必預經筵，以察人主之動息，講官之進說，而臣無復皇帝之臣矣。”[46]秦檜的這種通過操縱參預經筵人選來把持言論，以掌握帝王的動向的方式，也為南宋后期的許多權相所模擬。[47] 體現了經筵在政治中的嚴重影響。
此外，成為“帝王師”的經筵官年夜多是“全國第一流”的人物，因此在宋朝曾經以翰林侍讀、侍講學士、崇政殿說書等成分進侍經筵的士年夜夫，最終位至宰執的年夜有人在。如章得象、賈昌朝、曾公亮、晏殊、王安石、司馬光、呂公著、范純仁、劉摯、蘇頌、周必年夜、真德秀等。當有機會得君行道時，他們堯舜其君，積極參政議政，力圖有所作為，實現道濟全國的幻想；當貶官閑居時，他們便著書立說，授徒講學，堯舜其平易近，教化世道人心，從而促進了儒學的官學化、社會化，構成了宋代鮮明的士年夜夫政治文明。因此研討宋代君臣共治全國格式的構成，經筵是其不成忽視與回避的主要環節。
基金項目：國家社科基金規劃項目“宋代《四書》經筵講義研討”（16BZX056）階段性研討結果。
作者簡介：王琦（1976-），女，湖南邵陽人，哲學博士，長沙理工年夜學設計藝術學院傳授，重要從事中國哲學、宋明理學研討。
[1] 《宋史·文苑一》：“自古創業垂統之君，即其一包養網ppt時之好尚，而一代之規模，可以豫知矣。藝祖反動，首用文吏而奪武臣之權，宋之尚文，端本乎此。太宗、真宗其在藩邸，已有好學之名，作其即位，彌文日增。自時厥后，子孫相承。上之為人君者，無不典學；下之為人臣者，自宰相以致令錄，無不擢科，海內文士彬彬輩出焉。”包養情婦 經筵軌制恰是順應帝王“典學包養留言板”及以武功國戰略的產物。見脫脫等：《宋史》卷439，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12997頁。
[2] 呂中：《宋年夜事記講義》， 見李心傳：《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56“紹興十七年四月辛丑條注”，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第2529頁。
[3] 經筵又稱經幄、經帷、講席、講筵。廣義的經筵指的是漢代以降,天子親自參加的學術活動；狹義的經筵指北宋確立的,有專門法規保證,在專門機包養ptt構組織操縱下,由任專門官職的儒生在固定時間、固定場所向天子傳授儒家經典和歷史知識的御前學術講座。此中，太宗、真宗時可視為經筵發軔期，至仁宗時經筵軌制正式確立。參見：鄒賀、陳峰：《中國現代經筵軌制沿革考論》，《求索》2009年第包養網站9期；陳東：《中國現代經筵概論》，《齊魯學刊》2008年第1期；姜鵬：《北宋經筵與宋學興起》，上海：上海古籍出書社，2013年,第33-60頁。
[4] 真德秀于端平元（1234）年除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為宋理宗進講朱熹的《年夜學章句》，撰有《（年夜學）經筵講義》與《講筵進讀年夜學章句手記》，詳見《宋史》卷437《真德秀傳》，第12957-12965頁；林日波：《真德秀年譜》，華中師范年夜學2006年碩士學位論文，第142頁；真德秀：《西山文集》卷18，文淵閣四庫全書。徐元杰曾在理宗朝任崇政殿說書，進讀《論語》，撰有《（論語）經筵講義》與《進講日記》，詳見《宋史》卷424《徐元杰傳》，第12660-12662頁；徐元杰：《楳埜集》卷1，文淵閣四庫全書。
[5] 范祖禹撰、陳曄校釋：《帝學校釋》，上海：華東師范年夜學出書社，2015年，第74頁。
[6] 王琦、朱漢平易近：《論宋代儒家新包養sd帝學的興起》，《鵝湖月刊》第45卷第6期（總號第534）。
[7] 姜鵬：《北宋經筵與宋學興起》，上海：上海古籍出書社，2013年，第129-134頁。
[8] 脫脫等：《楊安國傳》，《宋史》卷294，第9828頁。
[9] 范祖禹撰、陳曄校釋：《帝學校釋》，第114頁。
[10] 楊安國曾屢次為仁宗講解《詩經》《論語》《周易》《尚書》等經義，多有義理發揮之言。具體可參看范祖禹撰、陳曄校釋：《帝學校釋》，第93-131頁。
[11] 王琦：《論宋代經筵講義的興起》，《中國哲學史》2018年第2期。
[12] 王琦：《以道學建構帝學——朱熹詮釋<大學>的另一種理路》，《社會科學》2018年第4期。
[13] 脫脫等：《周必年夜傳》，《宋史》卷391，第11965 頁。
[14] 真德秀：《進讀年夜學卷子（十月十九日）》，《西山文集》卷18，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15] 包養站長真德秀：《講筵卷子（二十七日）》，《西山文集》卷18，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16] 真德秀：《講筵進讀手記（二十七日）》，《西山文集》卷18，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17] 徐元杰：《經筵講義》，《楳埜集》卷1，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18] 真德秀：《講筵進讀年夜學章句手記》，《西山文集》卷18，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徐元杰：《進講日記》，《楳埜集》卷1，文淵閣四庫全書。
[19] 范祖禹撰、陳曄校釋：《帝學校釋》，第139頁。
[20] 徐元杰：《進講日記（四月初五日進講）》，《楳埜集》卷1，文淵閣四庫全書。
[21] 徐元杰：《進講日記（十一日進講）》，《楳埜集》卷1，文淵閣四庫全書。
[22] 鄧小南：《信息渠道的通塞：從宋代 “言路”看軌制文明》，《中國社會科學》2019年第1期。
[23] 徐元杰：《進講日記（十一日進講）》，《楳埜集》卷1，文淵閣四庫全書。
[24] 真德秀：《講筵卷子（十一月八日）》，《西山文集》卷18，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25] 鄒賀、陳峰：《中國現代經筵軌制沿革考論》，《求索》2009年第9期。
[26] 陳邦瞻：《王安石變法》，《宋史紀事本末》卷37，北京：中華書局，2015年，第325-包養故事326頁。
[27] 平田茂樹認為經筵官的職務是給天子傳授學問,有時講經結束之后,經筵官會被留下來與天子交談政治問題,即所謂“經筵留身”。參見平田茂樹：《宋代的政治空間:天子與臣僚交通方法的變化》，《歷史研討》2008年第3期。
[28] 劉琳等校點:《宋會要輯稿·職官六·侍讀侍講台灣包養》，上海:上海古籍出書社,2014年，第3193頁。
[29] 真德秀：《講筵進讀年夜學章句手記》，包養女人《西山文集》卷18，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徐元杰：《進講日記》，《楳埜集》卷1，文淵閣四庫全書。
[30] 徐元杰：《進講日記（四月十包養網推薦二日進講）》，《楳埜集》卷1，文淵閣四庫全書。
[31] 徐元杰：《進講日記》，《楳埜集》卷1，文淵閣四庫全書。
[32] 據《宋史》卷424《徐元杰傳》記載：理宗時“丞相史嵩之丁父憂，有詔起復”，導致“學校叩閽力爭”，士論紛紛。因此在端平元年甲辰玄月十六日進長期包養講后，理宗問徐元杰對史嵩之起復的意見，包養犯法嗎徐元杰認為“端憂居家，禮之常也；狥國赴急，禮之變也；禮須要度宜，只緣陛下出命太早，所以啟人之疑，惟在陛下優容之”，勸誡理宗作為帝王出命不成失慎，當“愛惜平易近彝，為年夜臣愛惜名節”。詳見脫脫等：《宋史》卷424，包養網dcard第12661-12662頁；徐元杰：《進講日記（甲辰玄月十六日進講）》，《楳埜集》卷1，文淵閣四庫全書。
[33] 徐元杰：《進講日記（十月內進講）》，《楳埜集》卷1，文淵閣四庫全書。
[34] 脫脫等：《徐元杰傳》，《宋史》卷424，第12661-12662頁。
[35] 真德秀：《講筵進讀年夜學章句手記（十四日）》，《西山文集》卷18，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36] 真德秀：《講筵進讀手記（十仲春十三日）》，《西山文集》卷18，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37] 真德秀：《講筵進讀手記（十仲春十三日）》，，《西山文集》卷18，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38] 周必年夜：《文忠集》卷137、142、143，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39] 朱熹：《經筵留身面陳四事劄子》，《朱子全書》第20冊，上海：上海古籍出書社；合肥：安徽教導出書社2010年版，第678-683頁。
[40] 真德秀：《講筵進讀手記（十九日）》，《西山文集》卷18，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41] 真德秀：《講筵進讀手記（十六日）》，《西山文集》卷18，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42] 徐元杰：《進講日記（十仲春十八日進講）》，《楳埜集》卷1，文淵閣四庫全書。
[43] 韓維：《上英宗御邇英詢問講讀臣僚》，見趙汝愚：《宋朝諸臣奏議》卷50，北京年夜學中國中古史研討中間校點收拾，上海：上海古籍出書社，1999年，第542頁。
[44] 范祖禹撰、陳曄校釋：《帝學校釋》，第149-152頁。
[45] 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215“熙寧三年玄月癸巳條”，北京：中華書局， 2004年，第5236頁。
[46] 呂中：《宋年夜事記講義》， 見李心傳：《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56“紹興十七年四月辛丑條注”，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第2529-2530頁。
[47] 董文靜：《南宋臺諫“必預經筵”政治形式的構成——以董德元為線索的考核》，《浙江學刊》2012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