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語》的九位記錄者
作者：吳天明（武漢年夜學文學院傳授）
來源：《理論月刊》，2019年第12期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庚子正月十三日己卯
耶穌2020年2月6日
摘要：
《論語》的具體記錄者年夜多無法考證，所以現代經師現代學者年夜多干脆放棄了考證任務，這帶來了誤讀經典等問題。在《禮記·檀弓下》《論語》鄭玄注和楊伯峻師長教師考據任務的基礎上，根據周人稱名稱字包養sd的禮制，還可考證出《論語》有陳亢冉求等九位具體的記錄者。這不僅可以幫助我們正確懂得部門經典，還可以解決一些懸而未決的歷史遺留問題。
關鍵詞：孔子；《論語》；記錄者；周禮；
《論語》所收語錄年夜多是孔子的語錄，其記錄者當然也年夜多是孔子的隨侍門生，因為他的徒孫普通不會隨侍祖師爺，而只會隨侍各自的老師。至于哪一章具體是哪位隨侍門生所記，則幾乎無法考證。孔子畢竟有幾多設帳門生，這些設帳門生畢竟有幾多語錄，過往很少有學者周全認真討論，普通都只是籠統地說“《論語》中還收有孔子部門門生的語錄”，這就算過關了。我以前曾經詳細考證，孔子至多有十位設帳授徒的門生，這些設帳門生的語錄，則年夜多是各自的隨侍門徒所記錄，至于包養金額哪一章具體是誰所記錄，也幾乎無法考證1。
太史公《史記·仲尼門生列傳》不收“陳亢”，天然認為他不是孔子的授業門生。但《禮記·檀弓下第四》鄭玄注孔穎達疏、《論語》鄭玄注又都指出，“陳亢”就是孔子的授業門生，邢昺采用了鄭玄的意見。假如鄭玄的意見經過科學論證最終能夠成立，那么我們就可以據此進一個步驟推定《季包養犯法嗎氏篇》16·13是自稱“陳亢”者的親筆記錄了。當今學者楊伯峻師長教師曾經參考japan(日本)學者包養感情安井息軒《論語集說》的意見，考證出《子罕篇》9·7的記錄者就是自稱其名為“牢”的人2，并且由此進一個步驟推定《憲問篇》14·1的記錄者就是孔子的授業門生“原憲”3。《論語》語錄此外很是具體的記錄者，漢代至今學術界尚無新的發現。
本文預計根據周禮關于稱呼正人的姓名表字的規制，再根據《論語》中出現的孔門徒子徒孫的姓名表字，進一個步驟考證《論語》其他的幾位記錄者。考慮到後人在斷定“牢”等是《論語》記錄者的論證都不充足不嚴謹，有的甚至最基礎沒有論證，只是下了斷語，為了論證充足嚴謹，合適現代學術包養金額規范，也為了讓當今讀者對已經發現的《論語》記錄者有一個相對完全的認知，減少翻檢之勞，本文在論及“牢”等三位記錄者時，將不避與前賢的少許重復。至于我別的發現的六位記錄者，天然要做盡能夠嚴謹完全的論證。
一、周禮的啟發：年齡時期關于正人之間稱呼的禮制
周禮特別講究“名正言順”，所謂“唯器與名不成以假人”4，是以年齡正人之間的稱呼無不極其講究，一點都不敢馬虎，否則不僅會被正人譏諷，將來亦寸步難行，甚至還能夠有生命之憂。在周代，因為“人服不稱”“名位不稱”而被殺逝世的貴族，不在少數。
綜合現存年齡文獻，可以發現，年齡時代稱呼正人的禮制年夜體上是這樣的：（1）上稱下，包含怙恃稱兒子，上級稱下級，老師稱學生，稱名不稱字5；(2）本身稱本身，稱名不稱字6。（3）同學之間，相互稱字，不相互稱名，以示敬意7。（4）門生稱老師，老師假如是華夏年夜國之公卿，則尊稱“某子”“子”“正人”8；假如是年夜夫，普通稱為“夫子”9；假如不是公卿年夜夫，則泛泛尊稱“師長教師”10。《論語》中所記錄的孔子擔任魯“相”之前的語錄，也尊稱女大生包養俱樂部他為“孔子”“子”11，這些都是曾參師徒編輯《論語》時改動所致，原簡一定不克不及尊稱“孔子”“子”。孔子曾經擔任包養妹魯國的“相”，而整個年齡時代，魯“相”都一向由公卿擔任，孔子任“相”，說明他擔任了華夏年夜國魯國的包養故事公卿，其門生就可以尊稱他為“孔子”“子”“正人”了。孔子此前的語錄，也可以改稱“孔子”“子”“正人”了。這種“改稱”的禮制至今猶存。（5）孔子設帳授徒的十位門生，除了顏回、閔損兩個堅決不願仕進12，子路平生最高只做到年夜夫，級別不夠稱“子”13以外，其他設帳門生都或遲或早位列公卿，依照周禮，其門徒也應該尊稱或改稱本身的老師為“某子”。（6）門生稱呼老師的同學，稱字不稱名，以略表敬意。（7）在必定的語言環境里，在不至于惹起認知混亂的情況下，可以特別尊稱華夏年夜國的公卿為“子”，不再冠以姓氏，例如孔子徒子徒孫在孔門經常尊稱孔子為“子”14，魯國朝廷則經常尊稱季孫氏、孟孫氏、叔孫氏為“三子”。（8）正人沒有功名，既不稱名，也不稱字，而只能稱為“某”，年夜夫以上才幹稱名或字15。
當然，這些都只是普通的規制，具體若何稱呼，還有許多特別情況，可謂千變萬化，需求依照這一禮制所確定的基礎原則，根據文獻再做具體剖析。
我在過往學習周代文獻的漫長歲月里，特別是在比來幾年寫作《論語本意》的過程中，都很是留意研討周代正人之間的稱呼，所謂愚者千慮，或有一得，所以略有發現。我發現《論語》很是具體的記錄者，除了後人發現的“陳亢”“牢”“原憲”以外，還有冉求、宰予、包養網車馬費南宮適、漆雕開、公伯寮和有若。前賢或直接或間接考證出了三位記錄者，我考證出了六位記錄者，那么今朝已經了解的《論語》的具體記錄者一共有九位，具體可考的記錄有十章。
學術史上過往有些懸案，例如太史公《仲尼門生列傳》認為陳亢不是孔子的授業門生，是以不收他，可是他沒有論證。《禮記·檀弓下第四》和《論語》的鄭玄注又都認為陳亢是孔後輩子，同樣沒有正兒八經論證，都只是下了一個斷語。漢代至今的學者難以考證誰是誰非，往往兩說并存之。這類問題過往還比較多。假如我們盡能夠多地了解《論語》語錄的具體記錄者，這些歷史懸案就可看部門獲得解決。過往我們解讀經典時，因為不了解具體的記錄者是誰，經常犯常識性的錯誤，我們假如弄明白了這些具體的記錄者，這樣的錯誤就會少犯一些。曾參師徒編輯《論語》，“論”有評論篩選簡牘之意，那么他們選擇什么語錄，不選什么語錄，我們經常覺得比較茫然16。假如我們盡其能夠多地清楚《論語》語錄的具體記錄者，對懂得編輯者的意圖，也會幾多有些幫助。這些考慮就是我寫作本文的緣由。
二、前賢的意見：論語的三位記錄者
(一)陳亢
先看陳亢。太史公認為陳亢不是孔子的授業門生，所以《仲尼門生列傳》就不收他17。既然不收他，太史公天然無須論證。《禮記·檀弓下》鄭玄注和《論語》鄭玄注、邢昺疏18都斷定陳亢是孔後輩子，就直接下了斷語。現代經師沒有進行嚴密推文科學論證的習慣，可是我們根據現存文獻，不難發現他們得出分歧結論的歷史文獻依據畢竟是什么。今朝已經可以考證出來的《論語》的九位記錄者中，最為特別的生怕就要算陳亢了。
陳亢字子禽，此人《論語》中共出現了三次：《學而篇》1·10稱“子禽”，《子張篇》19·25稱“陳子禽包養留言板”，《季氏篇》16·13稱“陳亢”19，《禮記·檀弓下第四》稱“陳子亢”。在19·25中，他居然對先師孔子表現不恭，說子貢賢于孔子，授業門生斷無此禮。太史公應是根據這一章判斷陳亢不是孔子的授業門生的。但《禮記·檀弓下第四》鄭玄注和《論語》鄭玄注，又均稱陳亢為孔子的學生，宋朝的邢昺又采用了鄭玄的意見，于是這件事成為中國儒學史上的一個懸案。東漢至今的學者年夜都采取兩說并存的辦法，對這兩種意見模稜兩可，說明研討任務兩千年來一向沒有進展。為了便利說明問題，我先將太史公用來消除陳亢的證據，即《論語·子張篇》19·25援用如下：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為恭也，仲尼豈賢于子乎？”
子貢曰：“正人一言以為知，一言以為不知，言不成失慎也。夫子之不成及也，猶天之不成階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逝世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子張篇》19·25)
陳亢在子貢眼前居然這樣議論孔子，竟在孔門之中稱孔子的表字“仲尼”，而不是尊稱“孔子”“子”20，對孔子及其偉年夜的品德學問這般不恭，依照常理，無論若何都不成能是授業門生所當為，太史公很能夠就是根據這一章而斷定陳亢不是孔子的授業門生，是以《仲尼門生列傳》不收他，不是沒有事理。《子張篇》所收孔子設帳門生的語錄，都是在孔子往世以后，設帳門生繼續教導各自門徒的語錄。由此可知，本章的記錄者，應該就是子貢的隨侍門生。依照周禮，子貢的門徒稱呼老師的同學，應該稱字，這一章的記錄稱呼陳亢為“陳子禽”“子禽”，在禮制上都沒有任何問題。子貢隨侍門生記錄時，應該尊稱子貢為“端木子”，應該是曾參師徒在編輯《論語》時，有興趣將原簡中一切的“端木子”一并改為“子貢”，其改動的詳細緣由，我在《孔後輩子稱“子”現象研討》中已經做了說明，恕不重復。可是子貢的隨侍門生如實記錄陳亢對孔子不恭的話，和本身的老師批評陳亢的話，他們對陳亢的態度若何，安閒不言之中，這是典範的《年齡》筆法。
在《論語本意》中，我曾經推測《論語》本無《堯曰篇》，那么19·25就是《論語》的卒章了。假如我的見解能夠被學術界廣泛認可，最終能夠成立，那么曾參師徒將這一章作為卒章，含義可謂非常豐富：他們要借此說明，老師往世后，同學們已經各自開宗立派，甚至有陳亢這樣的奇葩同學開始對先師表現不恭了。他們還想借助子貢的話，表現對先師孔子的無限尊重，無限懷念，無限可惜。他們還想告訴子孫，編輯《論語》，就是要維護先師孔子的道統21。
陳亢是孔子的門生，曾參的同學，曾參師徒當然長短常明白的，所以他們沒有做任何的暗示或昭示，不過卻給后世子孫帶來了許多麻煩。可是，假如我們細心讀書，還是可以找到陳亢是孔子授業門生的靠得住證據，鄭玄在注釋《禮記·檀弓下第四》和《論語》時，斷定陳亢就是孔子的授業門生，應該重要依據上面這一章：
陳亢問于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
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改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聞斯二者。”
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正人之遠其子也”（《季氏篇》16·13）。
現代學者解讀《論語》，沒有翻譯的習慣，因為那時沒有翻譯的需要。可是他們年夜多從來不說本章的記錄者是誰，說明經師們并沒有搞清楚這個問題，包養情婦或許最基礎沒有想到這是個需求弄清楚的問題。近代以來國家奉行白話文，現代經典不得不翻譯。當今學者在翻譯本章時，年夜都把“陳亢”直接翻譯為“陳亢”，那么說明他們都認為，本章是孔子的一位無法具體考證的隨侍門生所記錄。
本章畢竟是誰記錄的呢？孔鯉能否設帳，今朝還沒有發現確鑿的證據。並且即便孔鯉設帳，因為他父親孔子的緣故，生怕也不克不及被尊稱為“孔子”，更不克不及被尊稱為“子”，生怕只能稱其表字“伯魚”，略表敬意22。也就是說，本章如果伯魚之門徒所記，稱呼“伯魚”應該沒有禮制問題。周禮雖有很強的原則性，也很靈活多變，這類案例年齡文獻中良多。可是，依照周禮，伯魚及其門徒無論若何都不克不及稱呼“陳亢”，只能稱呼他的表字“子禽”“陳子禽”。只要孔子和陳亢本身才可以稱呼“亢”“陳亢”，本章當然不成能是孔子所記錄，那么陳亢就是獨一能夠的記錄者了。《論語》只收錄孔後輩子所記錄的孔子語錄，和孔子徒孫所記錄的孔子設帳門生的語錄，完整沒有收錄孔子徒孫徒重孫的記錄，更沒有收錄孔門以外的人的什么記錄。我想，鄭玄應該就是根據這一章的記錄，和它被收進《論語》的事實，推定陳亢是孔後輩子的。他們雖然沒有詳細地記錄這一推理過程，可是他們借以推定的史料，甚至他們推定的過程，并不復雜，我們現在可以還原。應該承認，鄭玄的這一推定是很有事理，合適邏輯的。
陳亢既然是孔子的授業門生，必定經常到老師帳下聽老師講學；伯魚是孔子的親兒子，必定也與孔子眾門生一路聽父親講學。陳亢心想，伯魚畢竟是老師的親子，老師必定在通俗教學之外，單獨教伯魚一些獨特的秘而不洩的學問，所以前來打聽打聽。他沒有料到，孔子教導親子，與教導眾門生一模一樣。孔子曾經對門生們說過，他從來沒有把應該交給門生的任何東西隱躲起來23，本身平生“學而不厭，誨人不倦”，是以曾參師徒把這一章編進《論語》，還有感念先師無私教誨的意思。正因為陳亢是孔子的授業門生，這一章又是陳亢本身所做的記錄，所以我們應該這樣翻譯：
我問伯魚道：“您在夫子那里還有所聞嗎？”
伯魚答道：“沒有。他白叟家曾一個人站在天井中，我恭順地走過。他問我：‘學了詩嗎台灣包養網？’我答道：‘沒有。’（他白叟家說：）‘不學詩，就不會說話。’我退回便學詩。有一天，他白叟家又獨自一人站在天井中，我恭順地走過。他白叟家問我：‘學了禮嗎？’我答道：‘沒有。’（他白叟家說：）‘不學禮，就無法安居樂業。’我退回便學禮。只聽到這兩件。”
我從伯魚室中加入來，很是高興地說：“我問一件事，了解了三件事，了解要學詩，了解要學禮，又了解老師并非特別親近本身的兒子。”
楊伯峻師長教師《年齡左傳注·僖公二十三年》考證：“《左傳》記賦《詩》者始于此，而終于定四年秦哀公之賦《無衣》。始于此，非前此無賦《詩》者，蓋缺乏記也。終于定四年者，蓋其時賦《詩》之風漸衰，后竟成絕響矣。”據《論語》記載，孔子經常與門生討論《詩》，說明魯定公四年之后，正人賦詩風氣尚存，只是交際場合較少賦詩，是以史官較少記錄罷了。
“禮”對國家，是立國之本，故《左傳·閔公元年》曰：“周禮，所以本也。”《僖公十一年》曰：“禮，國之干也。”“禮不可，則高低昏。”對正人，是立品之本，不學禮，則無以安居樂業，也就是找不到本身的地位（周代“立”“位”同字）。是以，孔子平生“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同縱）心所欲不逾矩”（《為政篇》2·4）；魯國公卿孟僖子昭公二十四年往世時，遺命二子向孔子學禮（《左傳·昭公七年》）；孔子也叫本身的兒子孔鯉學“禮”。不過，孔子活著時，古人所見專門的禮學著作《周禮》《儀禮》《禮記》等均未編寫出來，“禮”還散見于各種當局文告、各種簡牘、周人的各種禮制設定之中，也散見于周代正人處理問題的許多案例之中，總之孔子那個時代的所包養情婦謂“禮”，還是成文法和習慣法的混雜體。
“正人遠其子”，是說孔子并不特別親近、特別寵愛、特別教導本身的兒子。孔子教導兒子，好像教導其他門生，這就是“遠其子”。孔鯉逝世后，孔子為他辦喪事，喪事從簡，有棺而無槨，這也是“遠其子”。
陳亢究竟是不是孔子的授業門生，太史公應該是根據《子張篇》19·25而認為不是，鄭玄則應該是根據《季氏篇》16·13認為是，二者說法紛歧，各有根據。學者們懷疑了兩千年。假如我們弄明白了《論語》的記錄體例和編輯體例，清楚《季氏篇》16·13就是陳亢自己所做的記錄，那么我們就會清楚，鄭玄的意見是對的，陳亢的確是孔子的授業門生，當然，他也是一個竟然對業師表現不恭的奇葩門生。這樣一來，這個幾千年的歷史懸案，應該就算解決了。
（二）牢
我們再了解一下狀況孔門門生“牢”。
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子罕篇》9·7）。
“牢”，人名，王肅偽《孔子家語》認為是孔後輩子，并說：“琴張，一名牢，字子開，亦字子張，衛人也。”《闕里文獻考》采用了這一意見。《左傳·昭公二十年》《孟子·盡心下》（14·37）《莊子·大批師篇》均記載有“琴張”，但“琴張”能否為“牢”，王引之《經義述聞》、劉寶楠《論語正義》即表現懷疑。依照本文所述周禮，外人稱呼孔子，必稱“仲尼”“孔丘”或“孔子”（《左傳》所引孔子許多議論，即分別用這三種辦法稱呼孔子），有時還會加上“魯”字，表現孔子是魯國人，以避免出現因為重名而誤認的現象。只要孔子的徒子徒孫在孔門里才會特別尊稱孔子為“子”。“牢”既然特稱孔子為“子”，《仲尼門生列傳》又無此人，那么“牢”應為孔子之徒孫。至于“牢”是孔子哪位設帳門生的門徒，因文獻闕如，就不得而知了。周代人自稱名，不自稱字。此人既然自稱其名，那么本章應該就是他本身的記錄，是以“牢曰”應該譯為“我說”，而不克不及翻譯為“牢說”。
（三）原憲
原憲也是《論語》的記錄者之一。原憲字子思，依照周禮，在孔門里頭，原憲的門徒只能尊稱他為“師長教師”或“原子”24。孔門除了孔子和原憲本身可以稱“憲”“原憲”以外，其他一切人，包含原憲的同學，同學的門徒，都只能稱他“子思”“原思”“思”25。楊伯峻師長教師在《論語譯注·導言》中，已經指出《憲問篇》14·1是孔後輩子原憲本身所做的記錄，包養一個月價錢這是完整正確的，此前從來沒有哪位學者留意到這個問題。可是他在翻譯這一章時，卻依然把“憲問”翻譯為“原憲問”，這說明，楊師長教師翻譯時能夠偶爾掉察了，也能夠是因為“導言”是他后來寫的，后來的見識超過了後面作譯注時的見識，卻忘了修正後面的書稿，編輯處理書稿時也沒有發現前后紛歧致的情況。為了便利說明問題，堅持本文的完全性，便利學者檢索討論，我還是要將原文援用如下：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谷；邦無道，谷，恥也。”
“克、伐、怨、欲不可焉，可以為仁矣？”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憲問篇》14·1）。楊伯峻師長教師將這一章翻譯為：
原憲問若何叫恥辱。孔子道：“國家政治清明，當官領俸祿；國家政治暗中，仕進領俸祿，這就是恥辱。”
原憲又道：“好勝、自夸、仇恨、貪心四種弊病都不曾表現過，可以說是仁人了嗎？”孔子道：“可以說是難能可貴了，若說是仁人，那我不克不及批準。”
楊師長教師既然這樣翻譯，那么這一章的記錄者就不是原憲，而是原憲的某位同學，孔子的某位隨侍門生了。我認為應該明確指出本章是原憲本身所做的記錄，并像上面這樣翻譯：
我問何為恥辱。老師道：“國家政治清明，就當官領俸祿；國家政治暗中，依然當官領俸祿，這就是恥辱。”
（我又問道：）“好勝、自夸、仇恨、貪欲都不曾有過，可以說是仁人了嗎？”老師道：“可以說是難得了，至于是不是仁人，那我就不了解了。”
我認為，“憲問”當然應該翻譯為“我問”，后面的“克、伐、怨、欲不可焉”兩句話後面，也不克不及補譯為“原憲又道”，而應該補譯為“我又問道”。
據《論語·雍也篇》6·5和《史記·仲尼門生列傳》記載，孔子活著時，原憲曾經做過孔府的總管。老師往世以后，原憲終身未出仕，他像顏回那樣，平生都過著極其貧苦甚至衣不蔽體的生涯，直到性命終止。孔子曾經對顏回說：“用之則行，舍之則躲”（《論語·述而篇》7·11）。認為“行”即實行仁道和不得已時“躲”起來，都是正人實行仁道的正確方法。原憲平生用這種方法，踐行了老師的仁事理想，成為一位真正的仁德正人。原憲平生行跡，與這一章記錄的孔子的教誨關系極年夜，曾參師徒將這一章編進《論語》時，心中該是多麼感佩？后之學者豈可不察？
包養app三、我的心得：論語的其他六位記錄者
以上陳亢、牢、原憲三位記錄者，我都是遭到前賢的啟發，才可以進行討論的。我之所以不避重復加以討論，一是為了便利學者檢索，免去學者四處翻檢之勞。二是前賢的意見略有不明確不當當或論證不充足處，我也略略發表一點淺見，以進一個步驟完美前賢的意見。《論語》以下的六位記錄者，則只是我本身初步的學習心得。
（一）冉求
《論語》觸及冉求者凡十三章，此中兩章是冉求本身記錄的孔子語錄。我們先了解一下狀況冉求記錄的第一章孔子語錄：
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缺乏也。”子曰：“力缺乏者，中道而廢。今女畫”（《雍也篇》6·12）。
這一章，現代經師沒有關注誰記錄的問題，當今學者也沒有發現討論這個問題的。當今學者普通都這樣翻譯：
冉求說道：“不是我不喜歡您的學說，是我的氣力不夠。”孔子道：“氣力不夠，會走到半路走不動。現在你還沒有開步走。”
學者們這樣翻譯，說明他們都認為，這一章就是記載孔子批評冉求不實行仁道，這般罷了。許多學者還徵引《仲尼門生列傳》關于冉求“性謙退”的話，佐證此章的記錄。普通學者甚至最基礎沒有考慮記錄者是誰的問題，即便考慮，也認為記錄者天然就是孔子的某位隨侍門生，具體是誰不了解。學者們這樣懂得很能夠不夠準確。
冉求，姓冉，名求，表字子有。依照周禮，假如是冉求的同學或同學的門生所記錄，應該稱呼他為“子有”或“冉有”，不成能稱呼他的姓名“冉求”“求”。冉求曾經設帳授徒26，假如是包養網單次他的門徒所記錄，原始簡牘應該將“冉求”記作“冉子”。假如曾參師徒編輯《論語》時，因為什么緣由要貶低冉求，而將簡牘中的“冉子”改失落，也只能夠改為“冉有”或“子有”，不成能改為“冉求”或“求”，因為曾參師徒誰都不克不及稱呼冉求的名或姓名，這是周禮，孔門無人可以違反周禮。那么，孔門誰可以稱呼冉求的姓名“冉求”或許其名“求”呢？只要兩個人，一個是孔子，一個就是冉求本身。孔子天然不會記錄本身的談話，那么這一章的記錄者，就只能夠是冉求本身了。是以本章應該這樣翻譯：
我（對老師）說：“不是我不喜歡（不想實行）您的學說，是我的氣力不夠。”老師道：“氣力不夠，會走到半路走不動。現在你還沒有開步走。”
夫子之道，“立人達人”，修齊治平，到逝世方休，底本路途遙遠，極其艱難。可是孔子并不請求門生必定要治國平全國，因為那要受許多客觀條件的制約，孔子只需求門生們終身為“立人達人”的人心理想政管理想奮斗即可。而奮斗的方法，既包含“用之則行”，即有機會被諸侯重用時，盡其能夠實行仁事理想；也包含“舍之則躲”，例如顏回“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勝其憂，回也不改其樂”（《雍也篇》6·11），孔子認為顏回的“躲”也是實行仁道的一種方法。那么本章的宗旨就不再是記錄孔子批評冉求不實行仁道，而是記錄冉求本身接收了老師的批評教導，承認本身過往不實行仁道的行為錯了，表現愿意矯正這一錯誤。這兩個宗旨之間雖有很是親密的聯系，可是差異很年夜。孔門師徒都認為，正人不文過飾非，也“不遷怒，不貳過”（《雍也篇》6·3）。君子反是。《論語》中這類論述可謂觸目皆是27。冉包養甜心網求把老師批評本身的話記錄下來，并且將簡牘交給曾參師徒，以備將來編輯《論語》之用，說明他真誠虛心腸接收了老師的批評教導，並且決心矯正錯誤。曾參師徒將這一章選進《論語》，也重要是因為認可冉求這一舉動，認為冉求是一位知錯改錯的正人。可見兩個宗旨之間差異甚年夜，假如不了解本章的記錄者是誰，就很難正確懂得文獻和孔子一派人的正人之風。
冉求本身親筆記錄的孔子語錄還有一章：
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先進篇》11·17）。
這一章，當今學者年夜都是這樣翻譯的：
季氏比周公還富有，而冉求還為他收括，增添更多財富。孔子道：“冉求不是我的門徒，你們年夜張旗鼓地攻擊他，都是可以的。”
學者們這樣翻譯，除了說明他們還不了解“周公”28是誰以外，還說明他們最基礎沒有留意到本章記錄者畢竟是誰的問題。其實本章的記錄者就是冉求本身。他記錄本章，說明已經認識到本身錯了，老師批評得對，本身應該矯正錯誤。《左傳》記錄了冉求為季康子加稅的工作，事前征求孔子的意見，孔子有很長一段議論，中間意思是反對加稅。我在《論語本意》里已經徵引了這些史料，并有很詳細的剖析。冉求特地記下老師罵本身的話，並且將簡牘交給曾參師徒，以備將來編輯《論語》之用，可見冉求認錯，應該是發自內心的。曾參師徒編輯《論語》時，將本章收進《論語》，說明他們也是認可子有不文過飾非，知錯就改的正人之風的。那么本章就應該這樣翻譯：
季氏比魯侯都還富饒，而我還為他聚斂財富，使他加倍富有。老師說：“（求）包養女人不是我的門徒，你們就算年夜張旗鼓地攻擊他，都是可以的。”
冉求是孔子設帳授徒的門生，又是季氏宰，朝廷年夜臣29，《論語》中有他的門徒記錄的他的語錄，尊稱他為“冉子”30。在老師、同學甚至本身的門徒眼前，冉求老老實實記下本身的過錯，承認本sd包養身犯了錯，表現要下決心矯正錯誤，這恰是年齡正人、孔後輩子的風范。即便孔子本身犯了錯，他也老老實實向學生認錯，例如孔子曾經向學生言偃當面認錯31。孔門風氣本來這般，曾參師徒編輯《論語》時，沒有想到為誰隱瞞什么，天然而然體現了孔門的正人之風。這是我們明天的研討者要特別留意的。
（二）宰予
上面了解一包養意思下狀況宰予。宰予，字子我，魯國人，《論語》所及者凡四章，此中上面這一章，應該特別留意：
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成雕也，糞土之墻不成杇也！于予與何誅？”子曰：“始吾于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包養意思吾于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于予與改是”（《公冶長篇》5·10）。
當代學者年夜都把這章翻譯為：
宰予年夜白日睡覺。孔子說：“（這真是）腐爛了的木頭雕鏤不得，腐敗的墻壁粉刷不得啊！對予，責備他什么呢？”（過了一會，）孔子又說：“開初我對別人，聽到他的話便信任他的行為；現在我對別人，聽到他的話但要觀察他的行為。從予（年夜白日睡覺）之后，我改變了態度。”
這樣翻譯，那么學者就認為本章的記錄者是孔子的某位隨侍門生，他看見孔子罵宰予，就記下來了，這般罷了。依照周禮，這一章的記錄者援用孔子的話稱呼“宰予”，沒有問題，老師本來可以稱呼門生的名，普通不帶姓氏，帶了姓氏，則有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意思，這一禮俗至今未變。孔子不稱“予”而稱“宰予”，表現態度極其嚴厲。可是記錄者在敘述語言中稱呼同學的姓名“宰予”，而不是稱呼其表字“子我”或“宰我”，孔子任何一位隨侍門生，以及設帳門生的任何一位門徒，都不成能稱呼宰予的姓名，因為周代沒有這樣的禮制設定。雖然《孟子》里徵引了宰我的語錄32，但還缺乏以證明宰予設帳，並且即便他設帳，他的門徒記錄本章，應該將他記作“宰子”，假如曾參師徒編輯《論語》時要貶損宰予，也只能夠改為稱呼他的表字“宰我”“子我”，不成以改稱他的姓名。這就是說，宰我的同學以及同學的門生，都不成能稱呼他的姓名；宰我的門生，以及編輯《論語》的曾參師徒，也不成能稱呼宰我的姓名。孔子帳下，只要孔子和宰予本身可以這樣稱呼“宰予”。孔子當然不成能記錄本身的談話，那么本章必定是宰予本身所做的親筆記錄，所以本章應該這樣翻譯：
我年夜白日睡包養dcard覺。老師說：“（這真是）腐爛了的木頭雕鏤不得，腐敗的墻壁粉刷不得啊！對予，責備他什么呢？”（過了一會，）老師又說：“開初我對別人，聽到他的話便信任他的行為；現在我對別人，聽到他的話但要觀察他的行為。從予（年夜白日睡覺）之后，我改變了態度。”
前人沒有睡午覺的習慣，日出而作，日進而息，這般罷了。宰我年夜白日睡覺，所以老師罵他。宰予把老師罵本身的話記錄下來，說明他真心認為老師罵得好，的確是本身錯了，本身必定要矯正錯誤，兌現當初對老師的承諾，發奮學習。史書記載，宰予后來成為有名學者，就能夠與老師罵他，他真心改過有關。曾參師徒把這一章編進《論語》，重點不在記錄孔子罵宰予上，而在宰予英勇地承認本身的錯誤，決心矯正錯誤，體現了正人之風上。假如我們不了解本章是宰予本身所做的記錄，這些意思就很難體會到，就會誤讀經典。
（三）南宮適
南容是孔子晚期門生之一，《論語》《左傳·昭公七年》《仲尼門生列傳》均有靠得住記載，《論語》所及者僅三章，可是他的出身、姓氏、名字均極其復雜，我在《論語本意·公冶長篇》5·2中已經一并考證，此不重復。《論語》中有一章他本身親筆記錄的孔子語錄：
南宮適問于孔子曰：“羿善射，奡蕩船，俱不得其逝世然。禹稷躬稼而有全國。”夫子不答。
南宮適出，子曰：“正人哉若人！尚德哉若人！”（《憲問篇》14·5)
這一章，學者們普通翻譯為：
南宮適向孔子問道：“羿善于射箭，奡善于水戰，但都沒獲得善終。年夜禹和后稷都親自下地種莊稼，卻都獲得了全國。（這是為什么呢？）”孔子不答覆。
南宮適退了出來。孔子道：“這個人，好一個正人！這個人，多么崇尚品德！”
這樣翻譯的問題是，不問可知，學者們已經斷定，本章的記錄者是南宮適的同學，孔子的某位隨侍門生。但這不是事實。年夜多數學者或許最基礎沒有考慮本章記錄者是誰的問題，亦不成取。南宮適，復姓南宮，名適，表字子容，所以《論語》經常稱他為“南容”，猶如顏回，表字子淵，同學們便經常稱他為“顏淵”。本章假如是南容的同學所做的記錄，必定稱呼他為“南容”或“子容”，不成能直接稱呼他的姓名。周代沒有同學之間相互稱姓名的禮制。即便是南容的同學的門徒記錄，也只能稱呼他的表字，不成能稱其姓名。今朝沒有發現南容設帳的證據，即便他設帳，本章又是他的門徒所記錄，門徒也只能尊稱他為“南宮子”。假如曾參師徒編輯《論語》時要貶損他，也只能將“南宮子”改為“南容”“子容”“南宮子容”“南子容”，而不成能改為稱呼他的姓名，因為曾參師徒誰也不克不及稱呼他的姓名，這是禮制。孔子門下，只要孔子和南容本身才可以稱呼“南宮適”或“適”，孔子不成能記錄本身的談話，是以本章只能夠是南容本身所做的記錄。那么本章應該這樣翻譯：
我請問老師道：“羿善于射箭，奡善于水戰，但都沒獲得善終。年夜禹和后稷都親自下地種莊稼，卻都獲得了全國。（這是為什么呢？）”老師不答覆。
我退了出來。老師道：“這個人，好一個正人！這個人，多么崇尚品德！”
“退”，前人設帳，老師在“室”，門生在“堂”，門生有問題請教，“進室”請教老師。請教完畢，從“室”中“退”出，回到“堂”上，所以南容從老師“室”中加入時，還可以聽到老師表揚本身的話。
南容本名什么，現代有許多說法，當依據《左傳·昭公七年》作“說”（悅）。他后來更名什么，古書或稱名“適”，或稱名“括”，當依據《論語》作“適”。假如我們了解本章是南容本身所做的親筆記錄，那么就會清楚，南容應該更名為“適”，而不是更名為“括”，“括”當為“適”之誤。這般一來，這個歷史懸案也就順便解決了。
（四）漆雕開
孔後輩子漆雕開也是《論語》的記錄者之一包養網評價，《論語》所及者僅上面這一章：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公冶長篇》5·6）。
關于漆雕開的姓氏表字，前人說他復姓漆雕，名開，字子開，一說字子若，魯國人。周代華夏正人，假如名“某”，其表字經常就是“子某”，《左傳》中有無數這樣的案例。是以“開”應該表字“子開”，不成能表字“子若”。依照上文介紹的周禮和剖析的案例，這一章既然稱呼其姓名“漆雕開”，那就應該是漆雕開本身所做的記錄。近代以來的經師學者們這樣翻譯，生怕就有問題了：
老師孔子叫漆雕開往仕進，他答覆道：“我對這事還沒有信念。”孔子聽了很高興。
這樣翻譯的錯誤，與上引各章完整一樣。我認為應該這樣翻譯，才幹體現經典的本意：
老師讓我往仕進，我答覆道：“我對這事還沒有信念。”老師很高興。
漆雕開特別把這件事記錄下來，曾參師徒特別把這一章選進《論語》，都是別有深意的。孔子曾經說：“三年學，不至于谷，不易得也”（《泰伯篇》8·12）。當時的讀書人，一者為了生計，二者為了幻想，很少有不想早點當官掙俸祿的，所以孔子經常勸告門生們不要著急，應該“人不知而不慍”（《學而篇》1·1）。孔子為魯國國老，推薦門生當官，應該問題不年夜，《論語》中有孔子與魯國上卿季康子談及授業門生長處的語錄，應該就包養甜心網有推薦門生為官的考慮33。可是漆雕開竟然婉拒了老師的好意，主動承認本身現在還沒有準備好，還不克不及當好官。老師見門生拒絕了本身，不僅不生氣，反而很高興，這讓門生很不測，並且漸漸清楚了老師高興的緣由：原來老師見門生實事求是，承認本身今朝還沒有做好當官的準備，這是以國事為重，不是只顧本身當官發財。曾參師徒把這一章選進《論語》，也是出于雷同的緣由。在孔子門下，漆雕開只是一個極其通俗的學生，假如不是因為他婉拒了孔子的好意，顯示了正人之風，《論語》無論若何不成能提到他。
（五）公伯寮
孔後輩子公伯寮，也親筆記錄了孔子語錄：
公伯寮愬子路于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于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
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憲問篇》14·36)
公伯寮，《論語》所及者僅上文徵引的這一章。《仲尼門生列傳》作“公伯僚”，謂其表字“子周”。這一章不稱呼“子周”“公伯子周”“令郎周”，而稱呼他的姓名，那么應該就是他本身所做的記錄。可是學者們卻都將這一章翻譯為：
公伯寮向季康子告子路的狀。子服景伯把這事告訴孔子，并說：“夫子（季康子）的確已被公伯寮所困惑，但我仍無力量（證明子路無罪，從而讓季氏殺逝世公伯寮，）讓他的尸體在集市上示眾。”
孔子道：“我的主張將實現嗎，聽之于命運；我的主張將被廢棄嗎，也聽之于命運。公伯寮能把我的命運怎么樣？”
這般翻譯，說明學者們最基礎沒有留意到本章是誰所做的記錄這個問題，而是依照思維定式，想當然地認為這是孔子某位不著名的隨侍門生所做的記錄。那么，子服景伯就是在背后告公伯寮的狀了。其實，這一章的記錄者就是公伯寮本身，子服景伯的話，就是當著他的面跟孔子說的。那么這一章應該這樣翻譯：
我向幼子告子路的狀。子服景伯把這事告訴了老師，并說：“夫子（季康子）的確已被公伯寮所困惑，但我仍無力量（證明子路無罪，從而讓季氏殺逝世公伯寮，）讓他的尸體在集市上示眾。”
老師道：“我的主張將實現嗎，聽之于命運；我的主張將被廢棄嗎，也聽之于命運。公伯寮能把我的命運怎么樣？”
當時公伯寮、子路、冉求、樊遲等人都在給魯國正卿季康子當家臣，冉求同時還是朝廷年夜臣。子服景伯，《左傳·哀公八年》《哀公十三年》均自稱名“何”，則名“何”無疑。“何”為孟獻子之玄孫，與其父昭伯，祖父惠伯，曾祖孝伯，高祖獻子，常常見于《左包養網比較傳》。景伯為魯定公、哀公時代的年夜夫，但非卿，故嘗對吳人自稱“賤者”34。當時晉國內亂不已，華夏無主，蠻夷吳王稱霸，殘暴華夏諸侯，季康子使景伯用奇計對付吳國，盡能夠保護了魯國的好處。是以景伯認為，本身能夠獲得季康子的信賴，有才能保護子路。《哀公十四年》還記載，季康子使子路與小邾國年夜夫簽約。可是《哀公十五年》就記載，子路已經在衛國招待齊國使者了，說明此時子路已經離開魯國到衛國擔任世卿孔悝的“宰”了。由此可以推知，本章所記之事，或許就發生在魯哀公十四年。
子路能夠遭受不測，這與孔子之“道”可否實現有何聯系呢?據《左傳·哀公三年》記載，季康子從哀公三年開始擔任魯國的執政年夜臣，把握魯國的實權。哀公十四年擺佈，子路、冉求都在季康子手下仕進。陳恒弒齊簡公，孔子報告魯哀公，請求派兵討逆，《左傳·哀公十四年》記載，哀公竟讓孔子報告季康子，讓季康子拿主張35。可見孔子是想，可以通過子路等門生影響季康子，再通過季康子影響魯國朝政，這就是所謂的“陪臣執國命”了。子路有此年夜權，又是幾乎終身追隨孔子的自得門生，想必會按孔子之“道”行事，這就是孔子之“道”有能夠在魯國實現的緣由。若子路因為讒言而被殺，孔後輩子很能夠不再遭到重用，那么孔子之“道”必被季康子所廢棄。由于上述緣由，孔子將子路的命運與本身的人心理想“道”的命運緊緊聯系在一路。
“愬”同“訴”，今言告狀。“市朝”，集市和朝廷。依照周禮，周代罪犯被殺，年夜夫以上尸體執政廷示眾，士以下尸體在集市示眾，以儆效尤。但也有因為罪惡嚴重，影響太年夜，卿年夜夫被殺而在集市示眾的，如齊國的崔杼36，鄭國的公孫黑37，晉國的叔魚和雍子38，等等。公伯寮只是季氏家臣，應該還沒有出任朝廷年夜臣，如有罪被殺，依照周禮，其尸體應在集市示眾，所以下面的譯文僅取“市朝”之“市”義。
本章應該就是公伯寮本身所做的記錄，故敘述語自稱其姓名“公伯寮”。依照周禮，他還可以自稱其名“寮”。孔子稱門生，普通只稱名不稱姓，本章孔子連姓帶名稱他“公伯寮”，說明孔子對他的態度極其嚴厲。子服景伯與公伯寮是同寅，依照周禮，應該稱他為“子周”或“公伯子周”“令郎周”，而稱其姓名“公伯寮”者，也表現對子周的態度極其嚴厲。子周記錄包養故事本章者，蓋表現接收老師和子服景伯的批評教導，有悔過之意。這與冉求記錄老師罵本身的語錄（6·12、11·17），出于完整雷同的考慮。假如學者不了解本章是公伯寮本身所做的記錄，就不了解他有悔過之意，本章的宗旨就要另當別論了。公伯寮在孔子帳下，只是一個通俗門生，曾參師徒將他記錄的這一章收進《論語》，其重要的考慮，生怕就是覺得子周這個人，還是一位知錯改錯，不文過飾非，不貳過的正人。假如不了解本章真正的記錄者，就無法懂得曾參師徒的這番專心了。
（六）有若
有子，名若，字子有，孔子設帳門生。《論語》所及者凡四章：《學而篇》1·2、1·12、1·13，《顏淵篇》12·9。此中1·2、1·12、1·13均尊稱“有子”，則為有子門徒所記錄之有子語錄；12·9亦為有子語錄，可是記錄者卻是有若本身，這一章很是特別。
哀公問于有若曰：“年饑，用缺乏，如之何？”
有若對曰：“盍徹乎？”
曰：“二，吾猶缺乏，如之何其徹也？”
對曰：“蒼生足，君孰與缺乏？蒼生缺乏，君孰與足？”（《顏淵篇》12·9)
本章為有子語錄，談稅率問題，宗旨是反對魯哀公多收稅。有若記下這一章的初志，當然不是為了記錄本身的語錄，而是想說明魯哀公治國多么糊涂，只要我們這些后人才把它當作有子語錄。記錄者如為有若隨侍門生，原簡應該尊稱“有子”，即便《論語》的編輯者要改，也只能改稱“子有”，不成能改稱其姓名。依照周禮，在孔門，只要孔子和有若本身才可以稱“若”“有若”，其他任何人，天然包含曾參師徒，都不成以稱呼有若的姓名。如為有若本身所記錄，這一記錄則無任何問題。我下文的翻譯，就是依照有若本身的記錄來翻譯的。
哀公向我問道：“年景欠好，蒼生饑饉，國家費用不夠，應該怎么辦？”
我答道：“為什么不實行‘徹’這種非常抽一的稅率呢？”
哀公平：“非常抽二，我還不夠，怎么能非常抽一呢？”
我答道：“蒼生充裕，國君怎么會不夠？蒼生費用不夠，國君怎么會夠？”
我今朝所能看到的學者的各種簿本，前人都不翻譯，古人則都將“有若”翻譯為“有若”，說明學者們都認為，這一章是孔子的隨侍門生所記錄，不是有若所記錄。具體是誰所記，那就不了解了。可是假如這樣懂得，并不合適經典的本意。年齡末期，一方面是因為貴族生涯越來越奢靡，另一方面是因為戰爭連連，耗費宏大。魯國早在宣公時代，就已經實行了“初稅畝”，一切的荒地都要收稅，可是錢還是不夠，于是魯侯想加稅。這般下往，國家的稅基必定越來越小，稅收程度必定越來越高，必定墮入惡性循環。有若告訴魯侯的辦法，是培養稅基，讓蒼生富饒，這樣國家包養心得才能夠富饒，是一個最基礎解決問題的辦法。有若當初記錄本章，生怕重要是想記錄哀私有多么糊涂。曾參師徒覺得有若講的稅收思惟有理，就把這一章收進了《論語》。所以記錄者和編輯者的出發點略有分歧。假如誤以為本章只是孔子的一個隨侍門生所記錄，記錄者與編輯者的本意就都不不難懂得了。
四、結語
年齡時代，因為西亞人工冶煉鋼鐵的技術傳進中國，鋒利堅韌而又遠比青銅廉價的鋼鐵小刀得以制造出來，前人開始預先制作許多空缺竹簡，需求時可以用毛筆很快書寫，無比珍貴的年齡簡牘由此產生。前人記錄的艱難水平，遠非本日之正人所能想象。所以前人的記錄無不極其謹慎，所存記錄很少並且經常已經被掐頭往尾，這給我們正確解讀經典帶來了許多麻煩。本文重要應用周禮關于正人之間稱呼姓名表字的規制，在先賢鄭玄、孔穎達、邢昺、楊伯峻師長教師研討任務的基礎上，考證出了《論語》的九位記錄者，從頭解讀了他們記錄的十章語錄，厘清了陳亢能否為孔後輩子、南容更名為“適”還是“括”等歷史遺留問題，從頭認識了孔門門生的正人風范，從頭審視了曾參師徒編輯《論語》的良苦專心，當然也認識了孔子的奇葩門生陳亢。我信任，其他學者將會以本文為基礎，繼續做這個任務，從而推動《論語》研討獲得新的結果。
注釋：
1詳見：吳天明《孔後輩子稱“子”現象研討》，載《湖北社會科學》，2018年第12期。吳天明《論語本意》附錄《論語所及孔後輩子索引》，則進一個步驟對孔子設帳門生的每一章語錄都作了詳細考證說明，讀者可以參閱吳天明著《論語本意》，北京：商務印書館，2019年出書。
2楊伯峻師長教師推定“牢”是孔子的門生，見《論語譯注·子罕篇》9·7，《導言·“論語”的作者和編著年月》，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出書。我則根據《仲尼門生列傳》不收“牢”，推定他是孔子的徒孫，參見《論語本意·子罕篇》9·7，北京：商務印書館，2019年出書。
3詳見：楊伯峻師長教師《論語譯注·導言·論語的作者和編輯年月》，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
4兩句都是孔子的話，前一句見《論語·子路篇》13·3，后一句系《左傳·成公二年》所引。
5《年齡》只需稱卿年夜夫的表字，《左傳》都會解釋說：“貴之也。”可見周代正人稱字含有敬意。孔子稱門生從來稱名不稱字，但《論語·先進篇》11·5“：子曰：‘孝哉閔子騫！’”孔子不稱門生閔損之名“損”“閔損”，而稱其字“閔子騫”，這極其罕見，說明夫子對閔損的孝道極其贊美，甚至對門生表現敬意。這也說明孝道在周代正人的心中，位置已經極其主要，后世所謂“百善孝為先”的理念，即源于周代。這是研討哲學倫理學、思惟史、哲學史、文明史的學者應該特別關注的很是主要的原始史料。稱字表現敬意的禮俗一向到平易近國另有保留，如毛澤東的伴侶都稱他“潤之”“潤之師長教師”。只因近代剷除了成年禮，慢慢只定名不命字，稱字以示敬意的禮俗才慢慢滅亡。孔子稱門生，普通只稱名不稱姓氏，假如連姓帶名地稱呼，則表現孔子相當惱火，態度極其嚴厲，這一禮俗至今猶存。這些都是《論語》研討者要特別留意的。
6正人當然沒有本身恭順本身的事理。稱呼本身，包含只稱名、稱呼姓名兩種情況。
7孔子隨侍門生隨侍老師時間長了，有時會順著老師口氣，稱同學之名，如《先進篇》11·26“夫子何哂由也”，曾皙稱仲由之名；11·16“師與商也孰賢”，子貢稱子張、子夏之名。同學發火，也有稱同學之名者，如《禮記·檀弓上第三》曾參斥責子夏“：商，汝何無罪也？”
8《禮記·禮運第九》，門生言偃問孔子“正人何嘆”。言子小孔子45歲，是孔子早期門生之一。他投身師門時，孔子早已做過魯國公卿了。可見門生可以稱呼身為公卿的老師為“正人”。周代公卿即便致仕，也是“國老”，其政治位置不變。
9“夫子”可以泛稱公卿年夜夫。公卿是上年夜夫，年夜夫則是中年夜夫、下年夜夫。
10《禮記·曲禮上第一》有門生侍奉師長之禮：“從于師長教師，不越路而與人言。”鄭玄注：“師長教師，白叟教學者。”“白叟教學者”，《周禮注疏》卷二稱“師”，則“師長教師”即“師”。年齡時代老師沒有年夜夫以上的官職，門生則稱“師長教師”；老師是公卿年夜夫則尊稱“夫子”；老師是華夏公卿方可尊稱“子”“某子”，普通年夜夫不得尊稱“子”“某子”。戰國晚期禮制能夠即已松弛，所以《論語·先進篇》11·13閔損門生尊稱閔損為“閔子”，《孟子·離婁下》8·29尊稱顏回為“顏子”。閔損、顏回平生均未出仕。
11如記錄孔子與齊景公、陽虎打交道的幾章語錄，天然是他擔任魯國公卿“相”之前的語錄。
12原憲平生僅僅當過孔子的管家，見《雍也篇》6·5，以及《仲尼門生列傳》。老師往世后，他終身未出仕，只是今朝尚未發現原憲設帳的任何證據。
13子路只先后做過魯國上卿季康子、衛國上卿孔悝的總管。年齡時代上卿總管普通都會出任朝廷年夜包養條件夫，但不成能是公卿。依照周禮，華夏年夜國公卿才幹被尊稱為“某子”“子”，子路只是年夜夫，門徒記錄子路語錄時，應該尊稱子路為“夫子”，但不克不及尊稱“仲子”“子”。曾參師徒編輯《論語》時，稱呼子路的表字，不稱“仲子”，禮制上也沒有問題，但也不讓子路門徒尊稱子路為“夫子”（參見：《論語本意·學而篇》1·1，北京：商務印書館，2019年）。
14詳見包養合約：吳天明《論語本意·學而篇》1·1，北京：商務印書館，2019年。
15詳見：吳天明《論語本意·衛靈公篇》15·42，北京：商務印書館，2019年。
16過往的經師們，只是批評編輯者不該將《陽貨篇》17·5、17·7兩章選進《論語》，認為此舉有損圣人抽像。后世經師則為圣人諱，作出了一些并不確切的解釋。這樣的懂得尚不夠深入。
17太史公寫作《仲尼門生列傳》，特別是在寫作後面的三十五位門生的傳記時，其重要依據即是《論語》，所以我推測，他應該重要根據《子張篇》19·25斷定陳亢不是孔子的門生。
18《禮記·檀弓下第四》：“陳子車逝世于衛，其妻與其家年夜夫謀以殉葬，定而后陳子亢至……子亢曰：‘以殉葬，非禮也。’”鄭玄注“：子亢，子車弟，孔後輩子。”《論語·學而篇》1·10“：子禽問于子貢。”鄭玄注“：子禽，門生陳亢也。”可見鄭玄認為“陳子亢”即“陳亢”，且斷定他是孔子的授業門生。《季氏篇》16·13，“陳亢問于伯魚”，邢昺疏：“門生陳亢。”《子張篇》19·25，“陳子禽謂子貢”，邢昺疏：“此子禽必作陳亢，當是同其姓字耳。”邢昺二疏，包養網比較當均采納了鄭玄注。《禮記正義》《論語注疏》均據中華書局1979年影印本《十三經注疏》。
19但凡本文援用的孔後輩子的統計數據，包含孔後輩子在《論語》中出現的次數，設帳門生的語錄篇數等等，均參見吳天明《論語本意》附錄《論語所及孔後輩子索引》，為了節省文字，以下不再逐一出注。
20依照周禮，只要在孔門以外，在不稱孔子的姓名表字，人家就能夠不了解是誰的情況下，或許為了表現對位置比孔子高的諸侯、上卿的特別尊重，孔後輩子才可以稱呼孔子的姓名表字。在子貢帳下，應與在孔子帳下一樣，都應該尊稱孔丘為“孔子”“子”。所以陳亢在子貢帳下這般稱呼孔子，是極其無禮的，斷非授業門生所當為。
21曾參師徒居心不稱孔子的部門設帳門生為“某子”，就有維護孔子道統的考慮。這一事實，可以與《子張篇》19·25的特別設定相互發明（詳見：吳天明《孔後輩子稱“子”現象研討》，載《湖北社會科學》，2018年第12期）。
22孔子之子孔鯉，字伯魚。伯魚之子孔伋，字子思。子思設帳，證據良多，孟子就是子思的徒孫。戰國時代禮制松弛，孔門徒子徒孫稍有官職學問者，均可稱“子”，但迄今尚未發現戰國文獻稱子思為“孔子”“子”的證據。這也說明，由于孔丘被尊稱為“孔子“”子”，其子孫均不得這般尊稱。
23子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述而篇》7·24）。
24“師長教師”是周代對一切年長者的尊稱。原憲出任華夏年夜國公卿才可尊稱“原子”，但今朝沒有任何證據證明他曾經出仕，更不要談出任公卿。
25年齡正人的名，往往是單名；表字，往往是雙字，並且他們的表字，往往作“子某”。正人互稱表字時，可以稱“姓氏+表字”，如上文所引“陳子禽”；可以稱“表字”，如上文所引“子禽”；可以稱“姓氏+表字但無‘子’字”，如“顏淵”，顏回表字“子淵”；還可以稱“表字但無‘子’字”，如《論語·子張篇》19·15、19·16“張”，均將“子張”的“子”字省略了。顓孫師表字“子張”。
26《雍也篇》6·4、《子路篇》13·14均尊稱“冉子”，可知這兩章都是冉求之門徒所記錄的冉子語錄。
27如《學而篇》1·8，《衛靈公篇》1包養網推薦5·30，《子張篇》19·8、19·21。
28周代魯君的明日長子嗣位為魯侯，即所謂“魯公”；明日次子到王朝擔任卿士，即所謂“周公”。這是古來學者都很熟習的歷史事實。可是本章中的這個“周公”不成能指在王朝做卿士的“周公”，而應該指“魯公”，即魯國諸侯，這一章語錄的意義才圓通。年齡時代還有以“魯公”為“周公”的特別說法，只是現在可以看到的史料比較少罷了。現代學者往往不碰這個問題，近代以來的學者往往直接將“周公”翻譯為“周公”，這實際上也回避了問題，讓這一章語錄無法自圓其說。我在《論語本意》中對“周公”即“魯公”已有詳細的考證和說明，恕不重復。
29《左傳·哀公十一年》記載，這年魯齊年夜戰，冉求擔任魯軍副統帥，統帥偏師左軍，是以可以推知他不僅是季康子的家臣，同時還是魯國朝廷的年夜臣，與季康子同朝為官。年齡時代上卿家臣之長同時也是朝廷年夜臣的工作并不少見，例如公叔文子即推薦本身的家臣做了朝廷年夜臣，心甘情愿與家臣同朝為官，并且是以獲得孔子的贊譽（參《憲問篇》14·18）。
30見：《雍也篇》6·4，《子路篇》13·14。
31見：《陽貨篇》17·4。
32《孟子·公孫丑上》3·2引有宰我語錄。
33如《雍也篇》6·8。
34見：《左傳·哀公十三年》。
35《論語·憲問篇》14·21記載，哀公讓孔子“告夫三子”，與《左傳》所記略有分歧。
36見：《左傳·襄公二十八年》。
37見：《左傳·昭公二年》。
38見：《國語·晉語九》第一章包養一個月價錢。
責任編輯：近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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